九一八看到的一篇好文

几乎忘了是918，几乎忘了还有游行的事。直到看了这文章：
（以下斜体为转贴）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韩寒是早就听过的，但从未读他的文章，此文使我想到两个人：鲁迅和余秋雨。前者的文章读过很多，后者的从不读。但以后会读韩寒。

历史总是让外行人惦记 ——兼评袁腾飞先生的历史课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是易中天先生在一本书里讲的，借过来改一下表达自己对历史作为外行人的感受。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人似乎对历史特别是历史的演义多少感兴趣。我也不例外，印象中最早的读物是林汉达先生编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那可能还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后来读《上下五千年》、《三国演义》、《隋唐》等，再到初中就有了历史课，虽然我的老师不可能象袁腾飞先生那样生动，仍然记得她讲课第一分钟从黑板左上角起，到最后一分钟下课前将板书写到右下角，满满的，课间值日生要用双倍力气擦干净。可能是基于本身的兴趣，加上对课上讲的多少都已经知道一点的得意，所以考试总是满分。从此养成了对历史书籍、影视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史。也有赖于这样的持续关注，随时间的推移，才发现，很多课本、书籍里的“历史”并不是确实发生过的，即使是确实发生的事件，后人的解读也可以是非常不同的。这在二十岁时，对我是极大的困扰，有时是被欺骗后的愤怒，而今天却是一种享受，这可能就是所谓人生阅历吧！正如袁老师引钱穆先生的意思：对历史要有一份尊敬、一份温和的宽容。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物件，似乎不大对，但历史确是被用来研究、玩味、利用的。和历史发生比较密切联系的大概这几类人：一是象读小说、看影视一样，将历史变成生活中的娱乐来消遣的普罗大众。他们从历史中得到的主要是情感的渲泄，当然和读小说一样也会有些领悟，但如果把这当成可以指导人生的真理或历史的启发，则难免有风险的；二是象研究物理、化学一样，研究历史的人，一般被称为历史学家或学者了。他们或发掘历史的真相，或探索历史的规律，多少都会以个人的意见评价历史中的人和事。这样他们的意见或文章就有三类 – 陈述史实，如果是秘闻之类，公众可能还有兴趣，曝光率高，但这种机会不大，偶尔翻出来的却有哗众取宠之嫌，更多的是琐碎细节、数目字等，只在小范围流传。发现规律，这样的发现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或更可能是在有些条件下正确的，其实这不关老百姓啥，但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加上这多少都有预测未来的意思，容易引起兴趣，也特别会被利用。陈述观点，所谓观点，实际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感受，很个人化，往往带感情色彩，因为一般人对没有感情色彩的真正学术观点并无兴趣，况且历史也和物理化学不同，所以要时空距离远些的才可能公正些，但太远了又不容易真实。实际上，接触或研究本身都不是目的，接触与研究的对象也不是目的。历史也一样是被利用的，既然被利用自然有动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孔子是高丽人的所谓“史实”，过去我们被教导了是儒法斗争推动了两千年中国进程的“规律”，还有的是可能永远不会完结的谁谁谁是伟人或屠夫的争论。这可能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遗憾，因为她很长时间都不会象物理学证明相对论那样得出对错的结论（这可能也不是历史的责任与目的），但这也正是历史带给我这样普通人的乐趣和教益，她使我思考并领悟着自己的人生。

大约自一两年前，陆续在网上看了些袁腾飞先生讲中学历史课的视频。那实际应是复习课，准备考试的意义更多。一方面很佩服袁先生能将如此枯燥的课讲得引人入胜，另一方面也有些感受，特别是看到视频后附的带的争论和谩骂。我看过的视频大约包括三部分：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争论谩骂集中在最后者。
其实袁先生最让我佩服的还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授课能力，而是在他讲课过程中不经意间带出来的一个历史学者的风骨。比如他讲抗战胜利的一段教材，特别将教材的叙述方法用史家的春秋“语”法强调了一遍，从而告诉学生那被教材或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相。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学人追求真实的责任感，也有一个老师传授真理的使命感。这也为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树立了一个正直的人生榜样（当然他们可能要在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才领会到）。实际上，袁老师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他的职责在于帮这班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就是了，他们没有几个人会在今后真正从事历史研究，即便袁老师本人也不是做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教育，这教育的目的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分数（这可能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也是因着这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发了上面提到的争议和谩骂，也使我对袁老师的讲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感情色彩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有情感课堂才有气氛，但情感渲染过了，就会削弱学生的理性思考，例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官民中外是否有一致的定论，也无论老师自己的意见是否相同，在表达自己的观感时不应当妨碍学生探索、形成个人的认识，特别是面对未成年的学生，应当引导他们寻找正确的观念，教给他们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将自己的观念加之于他们。而过度的感情色彩会极强地感染这些涉世未深的学子，使他们以感觉代替事实。
如何处理不尽真实的“史实”和结论：有些是故意扭曲的，当然要澄清。有些可能还有争议，特别是距离越近越不清楚，或者基于个人见闻所限而有遗漏，不妨两方面都讲清，再摆明自己的观点。只讲或多讲自己的看法，会局限学生的视野，难免误人。
手段不是目的：活跃课堂气氛是为了吸引学生注意，诱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掌握，但对于青年学生，课堂过度活跃反而在哄笑中忘记思考，更无暇领会老师的微言大义了。讲课是一种艺术，但不是娱乐。
言语的分寸：虽然中国有“言者无罪”的说法，但更为人熟悉的恐怕是“祸从口出”。正直的为人固然好，但言辞可以斟酌，所以孔夫子也会说“危行言逊”。史家的职责固然是秉笔直书，但更要传诸后代，所以太史公要“藏之深山”。而老师的职责在教书育人，教书相对容易，交给正确的知识就是了，育人则太难了，除了人品道德，学生还会感染待人接物的方式，徒呈口舌之利只会得一时痛快，难免遗留后患，既非智者所为，也谈不上温和、宽容。

四十不惑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已过四十年余了，近日忽然有感，想了又想到底什么是“不惑”呢？（这就是我的四十之惑！）

一直以为不惑就是不迷惑、不疑惑，换句话说就是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也是， 在这世上能混了这么久，傻子也多少学会点生存之道了。但那就是聪明了吗？恐怕不尽然。不是有句歌词叫“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么？别说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即使是两千几百年前的夫子也不敢自称什么都明白了吧。

想来想去，这个惑应当是“诱惑”。三十而立，就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立下雄心壮志，四十以后就更坚定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了，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犹疑不定，到五十岁则无论是否能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内心都很清醒了，所谓“乐天知命”。这之后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境界：不再有少年立志的勃勃雄心和逼人锐气，不再有成熟中年特立独行，也没有初入暮年的沾沾自喜和隐约惆怅，而是耳顺之人的逍遥自在：听得青年人的好言壮语或狂妄自大， 也容得下同龄的骄傲自得或顾影自怜，即或是更长者的指斥、絮叨也如顺风过耳了无痕迹。然后就是生命的自由—从心所欲。但这个自由却是有限度的，要“不逾矩”。一直未能理解，直到有一天看到一文提到当年将liberty翻成中文时是有岐意的，应当是有限自由，而freedom才是无限制的。现在才隐约明白了这种不逾矩的“从心所欲”：不是不敢逾矩，也不是不能逾矩，而是不会逾矩，因为那心是合于矩—合于道的，又怎么会逾呢？！

按佛家的说法，影响我们证道的五大因素是贪、嗔、痴、慢、疑。那么，不惑和知天命就戒除了贪、痴、疑，而耳顺则没有了嗔、慢，所以自然就“从心所欲”了，问题是既然悟了，还有“欲”么？或许圣人的“所欲”岂是我等寻常之辈领会得了的。

一个人死了

一个人死了,死于警察的拘捕过程中,而他并不够成被击毙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是冤枉的(这是警察也承认的,当然有网友认为他不够配合警察).那么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错误.但看看我们的部长(国安部),议员(朝野),舆论主体都在讨论什么?--该不该使电击枪!这是在转移视线.
今天的省报有一文,说电枪的使用规范,而当时的警察至少违反了三项.所以错不在枪,而在用枪的人.即使禁了电枪,不改变用枪的人,这种事以后还是会发生在水枪,木枪上.E文的评论中很多人称四个警察是胆小鬼,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是对东欧人有成见的话,那就是偷懒(他们可以明知他听不懂也谈两句或吆喝两声,看了波澜人的反应再电不迟,但他们选择了在23秒内将之电倒--这是在见到疑人前就打好主意的了),电枪只不过提供了这样便利条件.
至于人权,实际还谈不上,要看最后的官方处理方式.但更多时候人权是政客的幌子.但看看加人的反应,我感受到人权的观念存在于多数人的心中,那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是我们固有文化缺失的,造就了众多不在街头而在网络上如抻长脖子鸡鸭般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