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看到的一篇好文

几乎忘了是918，几乎忘了还有游行的事。直到看了这文章：
（以下斜体为转贴）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韩寒是早就听过的，但从未读他的文章，此文使我想到两个人：鲁迅和余秋雨。前者的文章读过很多，后者的从不读。但以后会读韩寒。

了凡

尝读《了凡四训》，因语涉玄异，遂置之。近诊暇，偶阅，及孟子“求得”之论及其引申，启心中旧疑多重，思之，忽有豁然之感而记之。

孟子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余之所解，与了凡旧同，一言蔽之：乐天知命！然云谷所解不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虽功名富贵亦可求得。其法要之乃弃恶积善，即《易》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此论虚实多寡非吾所疑，疑在佛门果欲求乎？抑使人舍乎？此其疑一。再者，如此许愿行善，此真善欤？抑伪善也？此其疑二。

思之再三，似有所悟。佛法非无所求者， 唯其求甚大也！所言布施、持戒等固不可执著、着相之意，然非不求尔，所求在了脱生死、悟证菩提，此世间出世无上之果也，此果可求得，何果不可！况区区功名、富贵乎！然此得虽有功名富贵而求不在功名富贵，其求在心，故曰需向内求，则其得者功名富贵也，仅副果尔。

然我等凡夫俗人，既无精进、吃苦之心，又少慧根、福报，如何就得了悟生死？所以佛门劝人行善积德以求富贵功名，此术也，非道也。以众生贪得之心，诱之以利，使上善道，积善业、消恶业，终得慧根也，则了脱生死证悟菩提可谈也。反之世人以之遥不可期，或为虚妄，则恣意恶行，永不得超脱也。

或曰：佛家既言色不异空，何以善恶有别？又何以言五蕴皆空？善恶者证空之人则无别，未证之人则有别，证了则已空，何言差别？未证则受报，又安可不慎！以今人之逻辑观之似乎未通，然此非同一层次之逻辑也！譬如以桌较椅，吾人所言为破桌烂椅之差别，而佛法所言在较镶金嵌银之桌椅，桌椅固桌椅尔，然锈烂岂可较之金银乎？！此今人之逻辑与佛法之逻辑不同尔， 以今人在乎推理，佛法讲求实证也，亦所谓禅宗“山山水水”之论欤。

此愚陋之资，偶有所得为文识之。

思旧

昔向秀悼友嵇康乃作赋曰“思旧”：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今逢盛世，因忆故国而仿之。

将命逝于故京兮，历廿一而未息。祭耀邦以薄文兮，忘紫阳之旧居。瞻广场之萧条兮，观沪上乃熙熙。存雄碑之巍峨兮，独女神之空无。叹《谏疏》之李唐兮，悲《离骚》于楚墟。惟往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和谐”存而“仁”毁兮，国虽富以“义”何？昔罗章之获罪兮，又王刘之禁逐。悼诸生之永辞兮，寄民命于盛世。听丝竹之靡靡兮，铿锵绝而谁寻。隔洋而观其故国兮，何援笔而写心？！

血染的風采

历史总是让外行人惦记 ——兼评袁腾飞先生的历史课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是易中天先生在一本书里讲的，借过来改一下表达自己对历史作为外行人的感受。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人似乎对历史特别是历史的演义多少感兴趣。我也不例外，印象中最早的读物是林汉达先生编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那可能还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后来读《上下五千年》、《三国演义》、《隋唐》等，再到初中就有了历史课，虽然我的老师不可能象袁腾飞先生那样生动，仍然记得她讲课第一分钟从黑板左上角起，到最后一分钟下课前将板书写到右下角，满满的，课间值日生要用双倍力气擦干净。可能是基于本身的兴趣，加上对课上讲的多少都已经知道一点的得意，所以考试总是满分。从此养成了对历史书籍、影视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史。也有赖于这样的持续关注，随时间的推移，才发现，很多课本、书籍里的“历史”并不是确实发生过的，即使是确实发生的事件，后人的解读也可以是非常不同的。这在二十岁时，对我是极大的困扰，有时是被欺骗后的愤怒，而今天却是一种享受，这可能就是所谓人生阅历吧！正如袁老师引钱穆先生的意思：对历史要有一份尊敬、一份温和的宽容。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物件，似乎不大对，但历史确是被用来研究、玩味、利用的。和历史发生比较密切联系的大概这几类人：一是象读小说、看影视一样，将历史变成生活中的娱乐来消遣的普罗大众。他们从历史中得到的主要是情感的渲泄，当然和读小说一样也会有些领悟，但如果把这当成可以指导人生的真理或历史的启发，则难免有风险的；二是象研究物理、化学一样，研究历史的人，一般被称为历史学家或学者了。他们或发掘历史的真相，或探索历史的规律，多少都会以个人的意见评价历史中的人和事。这样他们的意见或文章就有三类 – 陈述史实，如果是秘闻之类，公众可能还有兴趣，曝光率高，但这种机会不大，偶尔翻出来的却有哗众取宠之嫌，更多的是琐碎细节、数目字等，只在小范围流传。发现规律，这样的发现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或更可能是在有些条件下正确的，其实这不关老百姓啥，但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加上这多少都有预测未来的意思，容易引起兴趣，也特别会被利用。陈述观点，所谓观点，实际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感受，很个人化，往往带感情色彩，因为一般人对没有感情色彩的真正学术观点并无兴趣，况且历史也和物理化学不同，所以要时空距离远些的才可能公正些，但太远了又不容易真实。实际上，接触或研究本身都不是目的，接触与研究的对象也不是目的。历史也一样是被利用的，既然被利用自然有动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孔子是高丽人的所谓“史实”，过去我们被教导了是儒法斗争推动了两千年中国进程的“规律”，还有的是可能永远不会完结的谁谁谁是伟人或屠夫的争论。这可能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遗憾，因为她很长时间都不会象物理学证明相对论那样得出对错的结论（这可能也不是历史的责任与目的），但这也正是历史带给我这样普通人的乐趣和教益，她使我思考并领悟着自己的人生。

大约自一两年前，陆续在网上看了些袁腾飞先生讲中学历史课的视频。那实际应是复习课，准备考试的意义更多。一方面很佩服袁先生能将如此枯燥的课讲得引人入胜，另一方面也有些感受，特别是看到视频后附的带的争论和谩骂。我看过的视频大约包括三部分：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争论谩骂集中在最后者。
其实袁先生最让我佩服的还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授课能力，而是在他讲课过程中不经意间带出来的一个历史学者的风骨。比如他讲抗战胜利的一段教材，特别将教材的叙述方法用史家的春秋“语”法强调了一遍，从而告诉学生那被教材或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相。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学人追求真实的责任感，也有一个老师传授真理的使命感。这也为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树立了一个正直的人生榜样（当然他们可能要在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才领会到）。实际上，袁老师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他的职责在于帮这班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就是了，他们没有几个人会在今后真正从事历史研究，即便袁老师本人也不是做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教育，这教育的目的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分数（这可能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也是因着这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发了上面提到的争议和谩骂，也使我对袁老师的讲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感情色彩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有情感课堂才有气氛，但情感渲染过了，就会削弱学生的理性思考，例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官民中外是否有一致的定论，也无论老师自己的意见是否相同，在表达自己的观感时不应当妨碍学生探索、形成个人的认识，特别是面对未成年的学生，应当引导他们寻找正确的观念，教给他们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将自己的观念加之于他们。而过度的感情色彩会极强地感染这些涉世未深的学子，使他们以感觉代替事实。
如何处理不尽真实的“史实”和结论：有些是故意扭曲的，当然要澄清。有些可能还有争议，特别是距离越近越不清楚，或者基于个人见闻所限而有遗漏，不妨两方面都讲清，再摆明自己的观点。只讲或多讲自己的看法，会局限学生的视野，难免误人。
手段不是目的：活跃课堂气氛是为了吸引学生注意，诱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掌握，但对于青年学生，课堂过度活跃反而在哄笑中忘记思考，更无暇领会老师的微言大义了。讲课是一种艺术，但不是娱乐。
言语的分寸：虽然中国有“言者无罪”的说法，但更为人熟悉的恐怕是“祸从口出”。正直的为人固然好，但言辞可以斟酌，所以孔夫子也会说“危行言逊”。史家的职责固然是秉笔直书，但更要传诸后代，所以太史公要“藏之深山”。而老师的职责在教书育人，教书相对容易，交给正确的知识就是了，育人则太难了，除了人品道德，学生还会感染待人接物的方式，徒呈口舌之利只会得一时痛快，难免遗留后患，既非智者所为，也谈不上温和、宽容。

读《七十年代》之一

白色的封皮如粉刷过的墙壁，下部四个暗红的毛选字体“七十年代”。简单、朴素如同那逝去的时代。也许是巧合，书的大小也相当于一本毛选。
我肯定不属于那个年代，虽然生在那之前，但当我刚写完加入红小兵的申请，等过了一年却成了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了。好象也不是八十年代的，因为当初唱“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时，总感觉那是说比自己大十来岁的人的。等九十年代汹涌而来时，我已经如同在之前的浩荡运动中一样溜边儿而过了。
虽然蓦然回首却说不出自己归属于何年代，但这本书中提到的主要事件，都确确实实地被经历了。比如说“批林批孔”，虽然不知林是什么，但终究有个印象凡叫彪的肯定不是好东西，乃至后来看《水浒》也认定施恩不是好东西，害了武松。（说起来我看的《水浒》也是“供内部批判”的参考资料，当初父亲从姑姑那借来一套三本，结果弄丢了一本，为此似乎姐弟间还吵了一架。）孔是孔老二，印象中是小人书中最后一页上死在凄风苦雨中的孤老头儿，好象他做的最坏的事就是嘲笑自己的学生想学种地。不过慢慢地对他的称呼又变了，先是孔丘，而后是孔夫子，今天好象又是大成至圣先师了。终于明白，原来人死也不一定能盖棺定论的。另一件大事也是亲历的—四五运动。那 时节父亲正看中医治脉管炎，似乎每天或两三天都从广场过，每次回来都与母亲悄悄谈什么，还藏些抄写的纸张。终于有一天带我去了，应当是四月三日吧，反正是清明的前一两天，不记得有没带一岁多的妹妹了，反正是母亲拉着我站在大约长安街与广场交界处，父亲一人带着自制的小花圈挤向纪念碑，回来后还指给我们看，当然我是什么也看不到的。这件事带给我的间接后果是十多年后同样人山人海的广场边上，我如局外人般看着自己的同龄人在眼前涌动，甚至没有取一张飞机撒下的传单的冲动。那时我的头脑中朦胧闪过的是儿时那次广场之行后没几天家中的紧张、不安很是持续了些时日。
这些都是书中几乎人人提及的标志性事件了。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土豆，不管是高干子弟、高知子女、还是普通城市青年、或地道的农家娃，但最终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都成了闪光的金子—成果累累的作家、研究员，部局级领导或海外名人。虽然他们年龄可以相差十年以上，生活地域也是南北西东，经历也是不尽相同—死囚、工人、待业、当然最多的是知青。他们对那个时代和自己经历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但读过那些或长或短的文字，可以感觉到他们都对那个时代加于自身的造化带些感激。
时世造英雄，果然不错的。但在那个七十年代里，代价未免高了些。这些金子固然是诚可宝贵的，但他们的提炼也浪费了更多的有用之才。这本书给我的遗憾就是只看到了个体，看不到全貌。当然，这实在强人所难，对一个两千年前的人都不能定论，何况是一个国家、民族经历的关键十年。况且，历史从来不是当世人写的，他们只留下些素材而已。
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回首七十年代时， 可能有些模糊，但依然复杂。她固然撒下了茁壮的种子，但终究逝去。但愿她不会在这块土地及其后代身上以某种形式再演一次。

四十不惑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已过四十年余了，近日忽然有感，想了又想到底什么是“不惑”呢？（这就是我的四十之惑！）

一直以为不惑就是不迷惑、不疑惑，换句话说就是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也是， 在这世上能混了这么久，傻子也多少学会点生存之道了。但那就是聪明了吗？恐怕不尽然。不是有句歌词叫“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么？别说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即使是两千几百年前的夫子也不敢自称什么都明白了吧。

想来想去，这个惑应当是“诱惑”。三十而立，就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立下雄心壮志，四十以后就更坚定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了，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犹疑不定，到五十岁则无论是否能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内心都很清醒了，所谓“乐天知命”。这之后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境界：不再有少年立志的勃勃雄心和逼人锐气，不再有成熟中年特立独行，也没有初入暮年的沾沾自喜和隐约惆怅，而是耳顺之人的逍遥自在：听得青年人的好言壮语或狂妄自大， 也容得下同龄的骄傲自得或顾影自怜，即或是更长者的指斥、絮叨也如顺风过耳了无痕迹。然后就是生命的自由—从心所欲。但这个自由却是有限度的，要“不逾矩”。一直未能理解，直到有一天看到一文提到当年将liberty翻成中文时是有岐意的，应当是有限自由，而freedom才是无限制的。现在才隐约明白了这种不逾矩的“从心所欲”：不是不敢逾矩，也不是不能逾矩，而是不会逾矩，因为那心是合于矩—合于道的，又怎么会逾呢？！

按佛家的说法，影响我们证道的五大因素是贪、嗔、痴、慢、疑。那么，不惑和知天命就戒除了贪、痴、疑，而耳顺则没有了嗔、慢，所以自然就“从心所欲”了，问题是既然悟了，还有“欲”么？或许圣人的“所欲”岂是我等寻常之辈领会得了的。